古文学·古文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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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学·古文的衰落

自唐之韩、柳提倡古文的成功，至欧、王、曾、苏的再度辉煌，古文完全取代骈文，占据文坛的正统，下及元明清三代，前后千余年，大家辈出，名作如林，其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极为巨大。不过，古文之衰，也是早见端倪的。元明清三代远不如唐宋，应是定论。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①理论的弱点。韩、柳倡导古文，以明道为宗旨，文以载道是古文的“生命”，离开了六经孔孟之道，古文就不是古文了。许多古文家对文学的本质、宗旨与社会功能的理解的片面性，桎梏了古文理论的发展和古文创作的繁荣。理学家朱熹认为韩愈、苏轼这样的古文大家，虽然标榜文以明道，但实际上于道无补，毕生精力只是为了做好文章。文学才子袁枚则认为圣人之道本来是“明”的，毋须古文家操心费力：“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曾国藩这样的正统事功家，竟然怀疑“文”与“道”能否合一。他说：“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可说理耳。”(《复吴南屏书》)他认为自孔、孟以后，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著作屈指可数，其余的则二者不能兼顾：真正用以明道的语录讲章，往往不文;而讲究文采的古文，往往并不明道。这就是说，明道，是一条路;学文，是另一条路。文道合一尚不可能，何谈文以明道?可见文以明道之说，代有疑者。古文家始终不悟。理论与观念不能更新，难免走入末路。这，自然会直接妨碍创作的发展。

②环境的影响。晚明小品文这朵散文新花的厄运，已如前述。环境不利于古文，这在清代尤为明显。清王朝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钳制与镇压，更是史无前例，文字狱的惨酷便是明证。知识界和文学界自由思考的天地更加狭小，连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面对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条件也没有了。许多知识界精英转入考据学，乾嘉学派由此而兴。而继承唐宋大家从事古文创作的桐城文士，为逃避严酷的政治现实，除了依附和发挥程朱理学外，别无出路;其明“道”之空疏，却受到势力强大的考据家的抨击，真是进退维艰。他们的这种困境，从而又为骈文家所乘。例如，稍晚于方苞、刘大櫆的程廷祚，不满于对唐宋大家的推崇，从而批评韩愈与欧阳修之辈，都是“内不足而求工好于文”，有失古人宗旨。“理充者华采不为累，气盛者偶俪不为病，陈言不足去，新语不足撰。”(《复家鱼门论古文书》) 这是由批评古文家进而批评古文理论。又如，在姚鼐编成《古文辞类纂》后，李兆洛即以《骈体文钞》相抗争，其《序》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这是从调和奇偶来为骈文辩护并批评古文的。与之同时的学者阮元著《文言说》，更进而为骈文争文统之正： 孔子著《易》之《文言》，用的是偶体。“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这是说骈文是正统，而且是源于孔子的;古文是后起的，既不古，也不文。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四六丛话序》也有类似的论述，指出“四书排偶之文(按指八股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阮元的偏颇，不必多议。不过，汉字的方块形和汉语的单音节便于骈对，骈对自古有之，是古今文章的最重要的修辞手段之一，却也是事实。政治不容其离经叛道，考据家讥其载道的空疏，骈文家则斥其不古不文而非正统，这就是清代古文所处的环境。

③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与繁荣。散文和诗歌，同为我国最古老的文体，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自南宋以后，渐趋衰弱。元明清三代，实际上是最富生命力的新兴文学戏曲与小说的繁荣昌盛时期，有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才士为之倾注毕生精力，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有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参与再创造，使之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古文一道，自然受到冷落。这一文学社会现象最易了解，毋须赘言。

④以古文自身而言，除了上文所说的理论的弱点，许多古文家对古文的本质和功能的理解有其局限而外;在另一面，即在“文质”关系的文的一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股的干扰。唐宋古文大家在明道方面的作用虽然为理学家所否定，但他们在文章的艺术方面却可以驰骋天才，尽情发展，各具面貌，其成就是杰出的，富于独创性的。明清的文士则不然。黄宗羲说明代“三百年士人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明文案序上》)在明代，归有光是古文名家，又是八股(时文，制艺)专家;在清代，方苞为古文名家，又是八股专家。明代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代的《古文辞类纂》这些盛极一时的古文选本名著，竟然都是为写八股文提供范本，指示门径的;“以古文为时文”成为一种似乎带有创造性的经验，其反面就是“以时文为古文”的恶果了。所谓“以功令文之法为古文，故其古文最不古。”(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引蒋子潇)这一点，自明至清末，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连八股专家也在揭露八股及其对古文的侵蚀，更不用说古文的反对者了。关于归有光，章学诚说，归有光在八股文方面的地位，可以和司马迁与韩愈在古文方面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得上是百世不祧的大宗，“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按，指《四书》)。”也正因为如此，归有光终不能及古人(《文史通义·文理》)。吴敏树说，自八股兴起之后，文章不及于古。并非没有能文之士，而是自幼学为八股，已成习气，“乃其心固犹不安于是，则又时时习为传记序论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与之后先;虽足以名于一时，而其气力亦衰减矣。此予所以录震川归氏之文，而为之三叹也!”(《归震川文集别钞序》)关于方苞，钱大昕说：“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 ‘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若霖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者矣。”(《与友人书》)方苞以首倡古文“义法”为桐城初祖，而钱氏讥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方苞以博学著名，而钱氏讥其“乃真不读书之甚者”，虽有学派门户之见，言过其实;但以时文为古文之病，方苞正与归有光相同。由此，也可见古文之衰是难以挽救的大趋势。及至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社会急剧动荡变化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应运而生，力求摆脱传统古文的束缚，务为平易通畅而条理明晰，间或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无视戒律，使人耳目一新而传诵一时，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五四文化革命提倡的白话文，也最终取代了古文。

清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衰落？

德里达、米勒：“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在当代中国，文学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头上的光环慢慢黯淡下来。到了九十年代之后，文学似乎打蔫儿了，作家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与会者不小震动和争论，鄙人有幸在场。当时我对米勒教授的观点虽然有些疑惑、不解，甚至还有些不满，但对他发言的苏格拉底式的循循善诱和雄辩，十分佩服。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米勒一开始就引述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然后，他的整个发言就围绕这段话的思想加以发挥。米勒说：

“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德里达的话对于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甚至所有惯于以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米勒在转述德里达的话时，也尽量照顾人们的这种情绪，说得委婉、退让，但他是赞同德里达的，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

米勒还引用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话，说如果用德里达的独特方式，这句话就是“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换一个说法即“媒介就是意识形态”。保罗·德曼曾说，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现实的混合体。米勒补充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所接受的语言或者其他符号。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这样，今天的数码文化也是如此。就是说，“电信技术王国”通过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得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走向终结。

具体地说，譬如，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视和因特网，且越来越迅速，所以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也就是说，“距离”消失或者趋“零距离”了；当今世界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且出现多个不同层面的自我——这些就成为情书“走向终结”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到那个人；而且直接打电话或用因特网更方便，干吗用文字写情书？

再如，因为**、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主体性的延伸，所以，从笛卡儿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可能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还有，多媒体的产生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日渐消逝，虚虚实实，幻象丛生，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而今也不复存在。

如果上述所言是实，即电信技术、**、电视、因特网、多媒体……取代了印刷机，文字被电子媒介挤兑得无路可走，等等；那么，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学，其命运就的确很可悲了。

但是，米勒又并非完全肯定文学终结的命题。在文章最后，他以黑格尔作为回转的由头：“黑格尔说，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艺术属于，而且永远属于过去（关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我在下一节专门讨论——杜）。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迟，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米勒还说：“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息在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

清代中叶以后，清代文学急遽滑坡，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文学才发生新的变化，由龚自珍的诗文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开一代风气。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清前期到中期，中国文学中所蕴藏的变革力量正在重新恢复生气，倘以龚自珍为代表，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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